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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毛泽东把吴法宪的诬告信拿给贺龙看，并风趣地说:“我当你的保皇派”

　　1966年，是中国极不平凡的一年。这一年疾风暴雨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了。作为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也迎来了新的考验和战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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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9月14日下午，贺龙从外面回到家里。夫人薛明按往常习惯拿了几份文件走过去。贺龙坐在沙发上，没有马上看文件，却是点上烟慢慢地吸着，脸上也不见往日的笑容。“告我的黑状”，他突然说，嘴角出现一丝冷笑，“可就是没有告准”。

　　原来，早在8月间，林彪一伙就故意制造了所谓的“八二五”反革命事件，借口要追后台而把矛头指向贺龙。他们欺上瞒下，把一些长期与贺龙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抓起来，诬陷为“反党分子”，并扬言说:“这不是几个人的问题，是反党篡军的一个组成部分。”他们对这些老同志加以残酷迫害，大搞逼供信，要他们揭发贺龙。与此同时，林彪在空军中的亲信吴法宪，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卑鄙手法，向毛主席写信诬告贺龙，胡说在空军有一条以贺龙为代表的反党黑线，诬蔑贺龙是“黑线人物”，“要篡党夺权”。李作鹏也遵照林彪的旨意写了诬告信。

　　9月14日，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边接见了贺龙，他把吴法宪的诬告信拿给贺龙看，主席见贺龙没戴眼镜，关心地说:“不要急，慢慢地看。”贺龙看完后，面含怒色，一言不发。主席笑着说:“我对你是了解的。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:忠于党、忠于人民，对敌斗争狠，能联系群众。”贺龙也很坦然，问主席:“是不是找他们谈谈？”毛主席说:“有什么好谈的？”并风趣地说:“我当你的保皇派。”

　　9月19日，毛泽东主席告诉贺龙说:“问题解决了，没事了。”12月28日，政治局开会，毛主席特意亲切地和贺龙打招呼，叫他到前面坐。

　　尽管如此，林彪、江青还是不放过他。林彪对贺龙说:你的问题可大可小，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，支持谁反对谁。弦外之音是让贺龙跟他走。12月30日，江青也跑到清华大学，找到贺龙的儿子贺鹏飞，恶狠狠地说:“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，我们这里有材料，你告诉他，我可要触动他啦！”又说:“你妈妈也不是好人！”要他跟父母划清界限。随后的一次群众大会上，江青公开宣布:“贺龙有问题，你们要造他的反！”在林彪、江青一伙的唆使下，与贺龙一起工作过的战友被揪斗了。街上的宣传车喊出了“打倒贺龙”的口号。贺龙的家被抄了，大量的机密文件被抢去。围攻的人群经常挤满院子，他的家再也没法平静了。

　　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，贺龙极为愤怒:“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哟！我得去见见他们。”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的安全担心，劝他不要去，他回答说:“难道我不了解群众，难道群众不了解我？！”薛明只好建议请示总理后再说。贺龙同意了，说:“那好，听总理的！”

　　来到周总理家，向总理请示。总理关心地说:“你身体不好，不能见。有什么事我顶着。”总理留贺龙和薛明在他家住下。当时总理的工作十分繁忙。但是，他利用一切机会关照贺龙。有时利用吃饭的时间，与贺龙说说话。对贺龙的孩子，总理也关心地问长问短。贺龙深受感动，说:“总理，你真是教育了我们两代人！”

　　然而，在林彪、江青等人的指使挑动下，中南海也闹了起来。许多中央负责同志都受到了冲击。造反派的广播宣传车在中南海墙外一遍又一遍地高喊“打倒贺龙”。很显然，贺龙不宜再住在中南海里。1967年1月18日，总理亲切地对贺龙说:“毛主席都和你谈过了嘛！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嘛！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，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，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。为了你的安全，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。你先去吧，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。”“我估计你一下子不会适应这个环境，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，读读马列和毛主席着作，练一练毛笔字。”最后，周总理勉励贺龙说:要活到老，学到老，改造到老。贺龙听从了周恩来的安排。但是，他万万想不到，这竟是两位共同战斗了40年的战友最后一次晤谈和永诀。

　　年逾古稀的贺龙睡在光光的床板上，没烟抽了，只好把丢掉的烟头拣起来……连续45天断水，他为端一盆雨水而摔倒在地

　　1月19日凌晨。周恩来总理亲自派人把贺龙和薛明送到京郊的西山，并要求他们严格保密。贺龙夫妇住在山腰间的一所平房院落里，除了担任警卫的战士外，就再没有别人了。山沟荒僻，又是与世隔绝，这对在激烈的战斗和紧张的工作中滚了大半辈子的贺龙来说，实在难以适应，一连几天，他不是在屋里踱步，就是倚窗沉思，食量减少了，睡眠也差了，有时还突然说:“要回去，能帮助主席、总理做一点事多好啊！”但是，他想起总理临行前的嘱咐，只好安心住了下来。

　　然而，林彪、江青一伙的夺权运动却日益在全国各地展开。贺龙的罪名也因此而不断升级，他从报纸上了解了这些，非常气愤，他对薛明说:“他们夺谁的权？这些老干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，是有功的嘛，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，都叫他们给夺走了！”一天，他看到报纸上四川夺权的消息，点了几位老同志的名，更激起了他的愤怒:“说他们是‘独立王国’是有所指的。要搞我，就公开地搞嘛，为什么要找替死鬼？！老子不怕！”他把夫人拉过来，指着报纸愤愤不平地说:“看见了没有？揪出来的都是好同志呀！清理来，清理去，把好人给清出党外了！”

　　严酷的现实，使他决定向党中央上书，他忘不了1931年至1933年间洪湖地区的肃反运动。当时，王明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理人夏曦掌握了党的湘鄂西分局的领导权，推行了一整套“左”倾错误政策，在党和红军内部，大搞肃反扩大化，对革命同志进行“残酷斗争，无情打击”，把一个个对他们有异议的同志，把一个个跟随贺龙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打开湘西局面的领导干部，从军长、师长、团长直到营、连干部都当作“改组派”，有的关了起来，有的被杀掉了。洪湖的县区干部几乎被杀完了，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。红六军创始人之一，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军长段德昌，从大革命时期就跟随贺龙的师长王炳南，就是在那时遭到迫害的。一些跟随贺龙干革命的同志如王尚荣、黄新廷、杨秀山、杨林等，那时都已被捆起来准备杀掉，只是由于贺龙的坚决反对，才幸存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