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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时，主持葬礼的南部先生在我肩膀上拍了拍，摆摆手，示意我不要再问了。

　　葬礼结束后，我坐南部的车走，在车里逮了个机会问他——为什么不让我问松元那个问题?

　　南部似早就想到我有此一问，点点头，说：“松元从来不谈他战败时候的事情，你这样问，随后低声说，有很多那个时候的事是我们不愿意回忆的。”

　　“你们?那么，南部先生当时也在中国的东北?”

　　南部先生点点头：“我在西伯利亚的俘虏营干了六年苦力，对不起，我那时也是关东军。”

　　“那么，所谓不愿意回忆的事情，是哪些事情?能举个例子吗?是觉得投降丢脸吗?”最后一句是我的采访策略。

　　南部先生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不……是。”他把车停在路边，停了片刻，对我讲了他在战败时候的经历。

　　那时，南部还是一个“初年兵”，他们向苏军投降之后，苏军收缴了日军的武器，然后让他们行军到附近的一个村子，列队坐在空场上。

　　然后……然后就是枪声。四百个日本兵，被打死了两百多名，每一个都是脑后中枪。

　　南部当时坐在队列里，看着一个苏联兵提着一支转盘机枪，从后面走到前面来，枪口还在冒烟。而后，苏联军官下令剩下的日本兵挖坑埋葬死者，回营房吃饭。南部记得当时被打死的日本兵，都是队列后排的，一排一排地打，不分军官和士兵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