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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类似以上任意夸大林彪"第一号令"作用和影响的错误提法，还可以举出许多。笔者认为这些错误说法的产生及其流传，大都是因为有关作者和出版者，受到条件的限制，难以弄清有关复杂情况所致(因为作出有关决策的当事人已大多过世，"文化大革命"档案材料的查阅又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)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从事"文化大革命"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理应对诸如此类的重要史事的误解，担负起认真进行考辨和澄清的责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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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那么，历史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？可以分三点来说。

　　第一，林彪的"第一号令"不包含疏散中央领导人这项内容。

　　证据之一：1971年12月11日，《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〈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〉(材料之一)的通知》(以下简称《通知》)称："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，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，擅自发布所谓'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'，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。这样的大事，竟不请示毛主席、党中央，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"。

　　《通知》的这段话讲明了林彪"第一号令"的内容和结果是"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"，其性质"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"。显然，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一事不属"第一号令"范围之列。不然，如此重要的中央文件怎么会只字不提呢？何况，这份文件是经过毛泽东指示'照发'的。这意味着与此事有着最高直接关系的毛泽东本人对上述断语的确认。因此，也赋予了这份文件的有关论断以重要的价值。

　　证据之二：据有关调查材料证实，林彪从中共九大以后就专门研究战备问题。林彪让黄永胜调阎仲川到总参任作战部长，后又提升阎仲川为副总长，专门负责战备工作，管理作战、通讯、情报、机要等工作。1969年10月18日下午，林彪背着中共中央、毛泽东主席，借口"加强战备，防止敌人突然袭击"，让其秘书张云生向总参谋长黄永胜传达了所谓"紧急指示"。黄永胜于18日下午，布置阎仲川向下传达。阎仲川将林彪的"紧急指示"定名为"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命令"，要前指作战组立即用电话向全军传达。

　　证据之三：当时担任林彪办公室值班秘书的张云生，在《毛家湾纪实》一书中专门写了一节"'一号命令'发出前后"，比较翔实地记述了他亲历的一些情况。那是1969年10月8日，即林彪从北京疏散到苏州的第二天下午，林彪叫张云生给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打个电话，同时，口授了六条电话内容。大意是：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来北京，对此应提高警惕。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，对我进行突然袭击，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。各种主要装备、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。通讯联络要经常畅通。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、弹药的生产。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。当晚7点左右，张云生用电话把林彪口述的六条指示传给了在北京的黄永胜。过了几天后，张云生从军委的收电中得知，黄永胜通过总参作战部向全军传达的林彪指示，只剩下了四条(有关二炮的一条，不向其他单位传达，另一条是关于武器生产的，也不向部队传达)，并冠之以一个十分显眼的标题：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号令。由此，全军各部门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。